这是一篇值得静读的走读文章，他们一家在山顶上独自成村，过了半个世纪的日子——就在高州北边的那座山上。

热闹的日子不多，寂静的时光很长，这是大氹村的现实写照。

清明节前后，返乡祭祖的人潮流动在路上。盼到儿子们的归期，独守在村里的陈世文老人家里又能热闹个几天。

在高州市东岸镇大潮村委会辖区，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大氹村地位“特殊”，一个默认的说法是：

因为这户人家才使村庄存在。

转过山崖终于找到陈家房屋，山的另一边是信宜。

过去的几十年至今，陈世文安居在高州北部山区一隅，从孤家寡人到儿孙满堂，旧时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一去不复返。不管大氹村有没有得到官方认定，都不妨碍这个一户一村的发展。

高州“最小村庄”

从207 国道转入高州市东岸镇，到达30公里外的大潮墟，往北而上便是蜿蜒的山路，也是到达大氹村的必经之路。沿着崎岖小道艰难前行，一路鸟语花香。

沿途风光。

翻过几座山头，在一处密树丛林之下，有一栋两层高的红砖屋，那就是陈世文的家，和他的大氹村。

屋前下方一块平地，是陈世文的田。现年66岁的老人依然安守着农民的本分，4天前，他把清明祭祖的任务交给从外地回来的3个儿子，自己赶着插秧的农活，老伴则负责照看两个小孙子，大氹村的劳作分工有序。

陈家门前，顺山势开发的耕地。

因村子地理位置偏僻，平时几乎没有外人经过，平时，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两位老人和两个小孙子。近日，已是春节过后村子最热闹的日子。

事实上，只有一户人家的大氹村算不算一条自然村？

大潮村委会书记冯翠生对此也无法界定，“陈家之前属于高峰村的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分开。”至少，“大氹村”在周边群众的认知里，已是约定俗成的口头说法。

陈家养了两条狗，大狗的年龄比新屋时间还长，狗狗生了很多狗仔作伴。

移居来的“单干户”

在山腰另一端，与大氹村仅有700 米距离的高峰村有200多人口，两村平时关系密切。

谷歌卫星地图。

据高峰村老村长丁业彩介绍，他们祖籍同属信宜市大成镇，但不同村委会，与陈世文除了姓氏不同，搬迁来的时间也不同，大氹村存在之前，高峰村早就历经多代。

人民公社运动的年代，陈家却实行“包产到户”。

在高峰村村民的记忆里，陈世文是生产队时期的“单干户”，这其中也受地理位置的限制。“他住的地方离大家远，生产不方便，所以给予特殊照顾，不用参与大队劳作，一直以来，他都算是自给自足，也不用交公粮。”一位老人如此说道。

实际上，陈世文在1949年随母改嫁到大氹村，虽是脱离生产队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但而后的几十年，这个独户的村庄，带来的不仅仅是孤独，考验更大的是生活的艰辛，尤其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少年时在水库溺亡后，陈世文压力徒增，“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供8个子女读书。”

靠山吃山，陈世文不但一个人干着3亩田地的农活，还以搬运木材打散工的方式帮补生计。但7年前的一次却出了意外，右腿伤筋动骨，当时治疗花了3万元，至今还需每天吃药和定期复诊。虽受影响不能如常人行走，但老人依然很乐观，“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，现在我还种1亩田。”

耗尽家底才通了山路

2015年清明节，3个外出务工的儿子专程回来拜山祭祖，这次小聚使老人甚感欣慰。因为祖籍的关系，他们必须回到信宜市大成镇合丫河村。从地图上看，翻过村后的山岭就到了信宜，直线距离不远，但来回一趟得花费8个小时在路上。

“记得当时7岁大，走山路过信宜，早上去，晚上摸黑回。”从东莞回来的儿子陈建军饶有趣味地说。这次，他借了一辆小汽车回家，去信宜走公路往返的时间已经缩减到2小时，便利了不少，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回家的山路在去年铺上了水泥。“以前最怕下雨，只要下雨就不能出入，路太烂。”

大氹村通往临近高峰村的山路达1公里长，且崎岖陡峭，陈世文说，几十年来，进出村子都非常不方便。2014年初，他们协同高峰村，同时出资把山路修筑成水泥路。其中，大氹村那一段由陈世文一家独资。据其介绍，一共修了700多米，接通到高峰村，花费近20万元，欠了一些外债。另外，由高峰村下山的3公里路，由高峰村每人分摊3000元以及陈家每人1000元合资修建。

高峰村通往大氹村的硬底路，这是陈家自己出钱建好的那一半段。

即使开车去，这段路并不好走，而且是爬上陡坡的路。

最热闹的时候是年例

虽然在14年底修通了路，但因为之前黄泥山路的影响，使两村都留下一个遗憾。陈世文说，8个子女学历都不高，大多是初中辍学，上下山靠步行，去到大潮墟上学来回就是10公里的山路，大人都吃不消，何况孩子们。而高峰村也多年未培养过一个大学生。

如今，陈世文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，除了小儿子还在江苏服兵役，其余7个都已经结婚。现在，包括老人的7个孙子，大氹村的人口已经有18个人。依靠子孙的发展，为家庭带来新的希望，是老人的心愿，但留守村庄的孤独感，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。

这是大氹村所有的建筑物。

“能全家团聚的日子很少的了，这两年小儿子当兵过年都不能回，以前过年，他们几兄弟也没齐人，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做年例。”说起年例，陈世文乐呵地介绍道，每年年初十是大氹村年例的日子，和临近的崎坑尾村同一天，而高峰村的年例在正月廿五，今年年初十他们摆了十几围酒席招呼亲戚朋友。

也期望有一天走出大山

山上的日子日复一日地过，陈世文不打算这辈子能从这里搬迁。在附近村民看来，搬离山区需要大笔费用，有条件的两户已经移居他处，因为出去才能有更大发展机会。陈世文一家也并非故土难离，只是目前才刚稳定，也有债需要慢慢还，唯有期望子孙能往外发展。

陈家住的房屋。

短期来看，随着家里人口变多，为了在村里有足够的生活空间，陈世文一家特意把旁边的泥砖屋拆除，另建新房与现居的屋子连接，但建房子的成本已远非10多年前能比。陈世文算了一笔帐，之前建这座2层的屋子，请3个工人，每人每天的工钱才30元，这几年已经上升到120元，建起1层已经花费了12万元。10多年前，他还有精力花一年的时间，用锤子把山上的石块敲碎成石料，用来建房子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加上腿上的伤痛折磨，这笔钱也不能省了。

陈家附近的山崖上往下眺望还有许多村落分布在山腰、山脚。

新房的修建因去年修路的大笔支出而停滞，但也不影响生活，因为聚少离多才是家庭的常态。为了田里劳作之余消磨时间，陈世文也在家里装了电视信号接收器，两个老人和两个孙子就通过仅有的珠江台来了解外面的世界。